很久。
暑假一过，学校来信了：要求我这个学期必须返校。因为，首先是我已经一年养伤，应该痊愈了。其次是这个案子已经破了。
爸妈觉得学校是非常仁慈讲道理的，我是得回去了。大家商量的结果是，由爸爸与蔡一起送我回去。
九月中旬，我们三人来到了学校。
我们先去了那个“犯罪现场”，一切照旧，只是干了的血迹变成了黑紫色。我正在动脑筋，怎么安置三个人的住宿，谁也没有料到，来了一个我不想见到却又必须见到的人:我回到学校的风声一起，第一个招来的人是杨主任。
他又是气喘吁吁地跑来，这会儿脸上没有阴云密布，而是漏出了三分阳光，“汪老师，你来啦。你这次住宿调整，安排在俞老师空出来的房间。”
我一听就开心极了，对着杨主任也笑容满面：“谢谢您，谢谢您。”
最利索灵活的是蔡，他马上递给杨主任一支烟，看着杨伸手接了，就飞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包烟，一下子塞到了杨的口袋里。
蔡为了我要返校，已经积存了好几条“路路通”了，他知道我这方面最笨，得由他冲在前面帮我“鸣锣开道”。我知道他旅行袋里有四种烟，“飞马”是他自己的烟，还有两条“大前门”，一条“牡丹”，一条“软壳大前门”，（这两条烟是舅舅给他的。）花式品种繁多。
他给了杨主任一包“软壳大前门”和一包“牡丹”，量不多，质量不差。所以，杨只瞄到了一眼，已经让他笑开了花。这次，不是“行贿”，杨主任是事先帮我安排好了房间的，我们是感激他。
杨主任与我爸爸也热情握握手，就说：“老人家，您如果不怕，这房间就暂时不收回，您住在这里。”
爸爸幽默了一句：“好，如果再有贼敢来，我也见识一下。”当兵的爸爸，当然比我勇敢。
从此，我与杨主任之间的干戈化为了玉帛。
好几个学校领导都来看望过我们了，爸爸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