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李允已经回朝了，身边可以说谋臣如云，马上就有人指出这是因为“皇上清算庙产，一体纳税”引出来的，道士之所以没参加，因为道教大兴是在宋朝，此时的道教实力薄弱，根本没对抗朝廷想法。李允当即明白：这是宗教界对新政不满，笑道：“原来大和尚们之来是欲与朕打擂台啊！好哇，告诉他们，三天后朕于甘露寺宴请诸位高僧。”之所以三天后请客，是要做好准备工作。
而此时的朝廷并不平静，因为户部对全国百姓生活状况的调查已经有了结果。实际调查数字出来以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自耕农和佃农的比例正好反了过来——佃农高达五成三，而自有土地的小农不足三成，和佃农相反，雇农的人数大大低于预料，大约二百五十万人，雇农少因为工场大量招工，大约三百万精壮雇农进工场（不是工厂）成为工人，这些人本就一无所有，到工场干活也不比当长工更苦，而收入却是雇农的三倍，足以养家，只不过工厂用不了太多人，所以还剩下五十万户雇农，这三百万人的身份转变，实际上就是二三百万户雇农家庭转变为工人家庭，由于李允定下高工资政策——李允早说过一个工人每日所得要能养活五口之家——二三百万最最穷苦的家庭生活被稳定了下来，由社会动荡因素成了社会安定的分子，而雇农总数减少，也使雇农收入稍稍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这正是李允重视工业的副产品，其是也是李允的重大功业，抽去了社会最底层使之能安定的生活，就只剩下佃农，而佃农的生活正常年景还可以维持，这大大也缓和了唐末尖锐的社会矛盾，所以天下能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只不过从李允到朝臣并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唐末土地兼并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远远超出想象！就算只为三成的佃农和一成的雇农他已准备对地主下手了，现在佃农雇农超过五成五，总人数将近二千万，和一千家大地主比起来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李允于是密令《大唐义报》发起一场舆论战，声讨大地主乘着水灾压价购买贫民土地，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