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极强的凝聚力，但是这个凝聚力转化为实际战斗力的过程，相对漫长。何况，即便敌国的子民也很向往和尊崇这样的仁政，但是在本国的高压统治之下，又有多少人能够为了所谓的仁义和理想，付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即便是平日里所有的子民都对执政者很满意，当面对由强大暴力带来的生与死抉择之时，也无法能够保证，团结和整合出一支足够维持安全的铁血雄师。而在乱世之中，“舒适地活着”，是无法与“活着”相竞争的。
一个开放的选拔机制，确实能够给整个国家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然而选拔机制本身，如果建立在一个依靠少部分优秀而开明公正“考官”来维系的基础之上，必定难以持久。并非仅仅是“考官”本身的生命是有一定限制的，而是一个真正合格的考官，是极其难以出现的。无法依靠人力，来成体系和成规模地培养考官，并且让这些考官都有着出色的才能和大公无私的品格，就如同“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看似高高在上，然而却无法复制和推广。毕竟，天理虽然真的很好，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地战胜自己的欲望？
屈原的改革固然给予了楚国一定程度上的国力提升，但是一个并没有深刻探究当前局势与自身理念是否能够妥善融合的执政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啻于一场灾难。并不是屈原为国为民的品格和忠诚需要否定，而是这样的作为本身，从实用价值角度来看，确实并没能彻底根治楚国，乃至于整个春秋战国社会体系的问题。而所有的改革之初，都是希望向着一个满足国家利益的角度步步前进，而屈原的这次改革，出发点和终点都已经选定，却忽视了前方的路上，不光有荆棘，也有着更多比荆棘更可怕的豺狼与深渊。
屈原面对的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其执政理念与现实局势本身的剧烈碰撞。他的改革和理念，虽然得到了时任统治者楚王的支持和认可，但是那并不是楚王认可了他全部的执政理念和思维，只是在楚王对于国家的规划中，这一步改革与他自身欲望的实现，基本重合。所以楚王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