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港，我们有随时支配它的权力，但如果国际刑警——假如你已经跟他们汇报过了——认为，这么重要的物件还是放到他们认为所谓的安全的地方保管，进而把钥匙收走，那这个计划就泡汤了，所以，我们可以做到随时支配这把钥匙，对吧”。
“我不向国际刑警负责，尽管这个案子的肇始者是他们，但自从那辆停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商务车上下来后，我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他们，也没收到过他们的指令，我的直接上司是‘杂牌’，我会向上级汇报，但具体如何行事，我有决策权，当然，仅仅是在新港，另外，我的上级有没有向国际刑警那边通报钥匙的事情，我不得而知，但我推测，他们大概率已经知道了”。
“一个不错的开头，最高指挥官女士”，马可用手指蹭蹭鼻子，接着说，“第二个前提就是，这个钥匙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不至于在我们共商大计的时候，被蟊贼连同钱包偷走了，或是被慈祥的保洁阿姨收拾桌子的时候顺走了，最重要，这个钥匙此时此刻没有开机，也没有因为失于维护而坏掉”，马可戏谑地讲到，冒着被人扔臭鸡蛋的勇气。
“这一个安全的地方，没开机，确定没坏”，司徒简练地回应道。
“我们该开一瓶香槟……”，马可一本正经地讲到。
“但是如何诱敌深入是个问题，搞不好就成引狼入室了”，司徒讲到。
“对，所以在实施这一步之前，要搞清楚巴西人的基本情况——他们落脚点在哪里？有多少人？如果他们真的上钩了，我们如何应对，要不要叫支援，都要从长计议，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有一点，边昌父子也要同时防备，觉得他们把焦点锁定到你身上的概率大不大？”
“帕迪利亚罗到达的时间、酒店的房间号，对于乾昌集团总部而言，本身不是个秘密，毕竟有铁矿石交易案的谈判作掩护，问题的焦点在于谁知道背后的毒品交易黑幕，谁会有动机去偷巴西人的东西？如果是警察卧底，谁最有嫌疑，这需要时间调查，所以短期内查到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