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1940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这部书当然难以避免时代影响，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并不忌讳。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现在发表的这部《中国史纲》是一部用新思想新的史学观念写作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来说，还是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这部书都是恰当其时。
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在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意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作登山，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个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1930年代的十年可以算作一个新纪元中的一个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传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学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但不幸的是新的史学工作在战时不得不大受限制。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张荫麟觉得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汇集起来，综合出来，并在种种新的史观提示指导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也许是这个特殊时代的恩赐，也许是史学家应有的责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是应该的，问题主要在于究竟应该怎样写，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一种取舍标准。换言之，中国通史不可能容纳全部的中国历史事实，不可能将什么事情都写进去，一定要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