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范对看一下，沉默了一小会儿，我说：“你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院长来敲我们的门，说：“她同意接受采访。”
我们在摄像机面前坐下来，拍她的剪影。
她带着笑容，甚至愉快地和我的同事们都打了招呼。
我们从她在网上写的公开信说起，信里她道歉：“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我是多么可悲、
可恨。”
我问她：“后来为什么要在网上写那封公开信呢？”
“让他们能对我有一份理解。”
“你希望大家怎么理解你？”
“内心深处有一些畸形吧。可以用‘畸形’这个词。”
“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词呢？”
“心里有病，的确是心里有病，病态的心理。内心的压抑和郁闷，如果说我不发泄出去的话，那我会崩溃的。”
她看着我，眼光很信任，有一种终于把它说出来的松弛。
但是问完这些，我必须往下问，这是一期节目，我是记者。
“你为什么要面带微笑？”我指的是她踩猫的时候。
“我笑了么？”她是真不知道。
“你是说你都没觉察到自己脸上带着笑容？”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
“怎么踩是他们给你的指令么？”
她毫无犹豫：“不是。”
“那为什么要选择踩它的眼睛呢？”我问。
“这个细节不要描述了。”
“你为什么不想再谈起这些细节？”
“如果再谈起这件事，好像又勾起我这些仇恨，不要谈这些了。”
“你是说你把它想象成你仇恨的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