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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万历二十八年开始，大明各处便有了民变，缘由便是各地的收税太监盘剥的太过凶狠，士绅和百姓都是忍无可忍，便有了这些民变。相对于京师各处，江南乃至湖广等地的士绅，都是把这事情公开的写到了一些书记当中。还有人编了戏文，让戏子们在街头巷尾传唱，讽刺那些被民变打死的太监。各地士子还有官员们也是接二连三的往京师里递折子，有的是奉劝语气，有的则是祈求，有的则是直接开骂。
对于这些，稳坐宫中的万历皇帝却是理都不理，直接就是加派更多的太监去各地收税，同时也是责令各地锦衣卫和其他各处卫所，协助这些太监收税，若是违抗，那马上便有一项谋反的帽子扣到你的头上。
到了这万历二十九年夏天，苏州织工们把这民变推向了一个新的**。官员们原本指望闹上一闹，皇帝会转变心思，可是哪里想到，这位皇上比他们还倔，软硬不吃，上折子说软话，那不好用，现下玩一手硬的，且玩的很是有规矩，竟然也是不理睬。非但不理睬，还把跟多的太监派到这江南来。各处卫所的军兵也都是紧张起来，大的城市中军兵也是增加了比例，街上不时就会看到一队军兵巡逻过去。衙门里的衙役更是要跟着忙活，这个时候谁要是动了那些收税的太监或是他们手下的人，那简直比动了知县或是知府老爷还严重。
官员们没了办法，他们现下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让那些太监占到便宜了，然后有一部分干脆直接就投靠到那些太监名下，当个干儿子，虽说有些丢人，失了士人的风骨，但是好歹家业保住了。没了家业，什么风骨，什么士绅，那就是一句空话。
太监们也是学的精了，也是知道，若是压榨的太过狠辣，怕是又要激起民变。别人没有事，但是他们却是首先要遭罪的。与其如此，还不如少收一些，这细水长流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就这样，各地虽然民变不断，但是却在这折腾喧闹中隐然的达成了一种平衡。
万历皇帝是不会理睬这些的，他每日里除了抽那福寿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