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强。《申报》放入书架时评则认为，欧战之远期影响在“中立难守”，中国必受其害；中期影响为“外债”、“关税”将随之衰落，“财政必大受困难”；近期影响在大战引起“金融爆变使商界大受痛苦”，一旦商家倒闭，将造成“劳力之人无以谋生”，引起社会问题。是为政fu最急需解决者。
而这一切无不表明舆论在欧战爆发之初，国人大体是站在局外中立的角度对待战事，仅意识到了一些可能直接影响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业已出现新契机的山东权益问题尚未进入大众视野。这看似奇怪的反应，实际上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表现。
大战爆发之初，对大战之于世界的影响并未实际呈现出来，见诸报刊的影响均属人们的主观判断。在尚无舆论造成某种公共意识时，人们必然首先从自身与事变的关系去建立联想，即首先想到事变对自身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而不会首先关怀与自身关系并不直接的山东权益。
随后面对德国yu还胶澳，受日人bi迫中央却不敢收，而国人虽有抱怨，但却顶多只是无奈，但淮海经略使公署绕开中央自行接收胶澳，又面日人通牒，守胶澳而不撤，却让国人惊恐之余，却又为其叫起好来，可这好之外，更多的却是担心。
随后李子诚的一番广播讲话，又让人们真真正正的把山东权益和国家权益联系在一起，而不像过去一般，因山东权权益为外国占据有年，人们已经习惯，虽说尚有一些文人指责淮海经略公署“冒然行事”，但在李子诚的连云讲话之后，舆论为之一变，曾经的指责声为之一消，那时谁也不愿担起“卖国”之名。
而8月27日，日本海军炮击青岛，接收青岛中国守军的奋起还击之后，这倒是那些个文人到底终于不再对日本政fu宣称的“保障中国主权”有那怕一丝的信任，而舆论也在那一天从“中日二国今日正事设法解去误会”的声音中转向了“死守胶澳，卫我国权”。
在胶澳之战打响之前，面对日本蛮横的最后通牒，文化人在情绪上开始有所怨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