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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郊的一家不起眼的工厂前，我们见到了讨薪的几位外地民工，他们蹲在路边，抽着烟卷，看见我们的车来，都站起身迎上前来。
这是几个年轻人，大的不过三十多岁，最年轻的大概十七八岁，他们衣着脏乱，憔悴不堪。
“老板欠我们几个的钱，去要不给，还说我们爱上哪告上哪告”他们操着一口浓重的鲁西南方言，向我们发着牢骚。
“别着急，你们慢慢说，什么时候来干的，干了多久，欠了多少钱，为什么欠你们钱”潇潇把话筒放到了他们面前。
这几人争先恐后地抱怨起来：他们结伴来这里打工，从事针织工作，月薪3000元，可是他们干了三个多月，老板每人只给开了5000元，还欠每人4000多块钱工资。
“这老板也太黑心了！我们这就进去给你们讨个说法”潇潇一改往日的温柔。
老板是一个中年男人，看到我们的到来，他先是一怔，而后客气地请我们坐下来：“你们记者讲究用事实说话，那我也要拿出事实来解释这件事”
原来，这几个青年平时好吃懒做、经过无故旷工，上班三个月以来，实际出勤每人只有不到两个月。其中一个人还曾经深夜潜入女工宿舍偷窃手机，另一人则因打架斗殴遭到过拘留罚款。
老板向我们出示完考勤记录、监控录像、公安处罚通知书等之后，我和潇潇哑口无言。
“你们这个事我们解决不了，建议你们再想别的办法吧”走出工厂大门，我对这几个工人说完，便跟潇潇驾车离开了。
“做记者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啊，向你求助的，不一定是值得同情的”回去的路上，我跟潇潇说。
“嗯，原野哥，你说带我去找神婆，咱去哪找啊？”潇潇还是十分关心三桶血水的谜团。
我打电话联系确认了一下，这个神婆家住城中某老旧小区里，此事她本人正好在家，我便开车直奔而去。
神婆家住一套普普通通的房子里，从外面看不出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