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也，岂若斗筲之夫，然守一先生之说，殚精竭力以自画于空疏无用之途哉？先生之学，未知视古之儒者为何如，然近世闳博之君子，未有能及先生者也。先生自通籍至国子祭酒，居官十有四年，忠规谠论，中外叹仰，然不能尽行其志，谢病家居，又十年乃卒，卒之明年而京师之“乱”作；使先生尚在，则当时耆艾重臣，敬信先生而听其言，必不至崇“妖乱”而召戎寇，以贻宗社阽危之患也。“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呜呼恫已！劭与先生交最久，先生有诗，劭必索而观之。先生诗不自收拾，多散佚，故劭所见有出于集外者，然无从检觅矣。先生之卒也，劭既为文哭之，今读其遗诗，又为之序，以识吾悲，且以见先生之学，其善诗为余事焉。
盛推其掌故之学，盖盛昱甚以此见重侪辈也。此序文字颇工，为劭之佳构，而见者不多，故就《郁华阁遗集》所载录之（劭《蓼圜文集》，藏于家，未知最近有刻本否）。至谓使盛昱尚在，必无庚子之祸，则未免言之过易。倚义和拳以“扶清灭洋”，孝钦后主持于上，顽固之王大臣逢迎而赞襄之，不惜骈戮异议诸臣以立威，而谓区区一无权之盛昱足挽狂澜乎？
盛昱与劭先后为国子监堂官，劭甲辰（光绪三十年）官国子监司业，去盛昱庚寅（光绪十六年）之罢祭酒，十余年矣。宜宾陈代卿，咸丰十一年辛酉举人，久官山东州县，劭为其胶州任所得士，尝于劭官国子司业时，作北京之游，即寓劭所，其《节慎斋文存》卷下，有《北游小记》一篇，云：
光绪甲辰六月初二，余由津门乘火车入都，……居停主人为柯凤荪少司成，余权胶州时所得士也。时方十四龄，文采斐然，知为远到器，由词馆而氵存升京堂，四十余年，见余犹执弟子礼不倦，其血性有过人者，凤荪朴学，不随风气为转移；著有《新元史》，尝得欧洲秘藏历史，为中士所无。余在京见其初稿，以为奇书必传，未知何时告成，俾余全睹为快也。
盖《新元史》之作，为劭毕生惟一之大事业，据云积三十年之精力，始克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