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后），有所摇演谢短者，孙君岂仅见其分而未见其全欤？
且即以孙君标举之义而论。（弟言“求用于救民”，孙君裁为“求用”似已非本义，今且不细论）所谓“求用”与“求真”，其实并非对立之两事。弟言求用于救民，然未尝言先生“不求真”，惟先生求真之态度，与今世学人异。今之学者为真以求真，而先生则为用以求真。苟以俗设喻，则先生有一付救民之心，而以此必笼照一切学术，世人则只有向往之学术，而不顾其他。此为推心之论。再以学设喻，举大者言，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之说为解。先生盖以求为外王之思而修内圣之道者也。更以儒言为喻，则益觉明白，即大学格致修齐之义，今人求学，为格物而格物，致知而致知，前书所谓依他起信者也。先生则意在为修齐而格致，不关修齐以上者不必格致，既格既致，即是求真，故不反对求真，亦且拥护求真，弟亦不言先生不求真。其实举中国数千年来儒者一贯之精神而言（甚至于老庄），便无不是以求用为歆向，凡稍涉哲学之门者，皆能道之。孙君所闻与弟有异，故以此两事为对立，仅为先生争一“真”字，而又于第二书中（《周报》十四卷第三期中第二书也）“务期有用”一语回惶自护为第一义谛、第二义谛之言，其实苟即鄙说而裁之，正不必以为有异也。至谓“而言其异则所谓一致而百虑，言其同又所谓殊途而同归”云云，则为文家虚调，而远于辩章学术之义矣。
更退一步言，以孙君所引先生与王鹤鸣书而论，此先生以古文家之资格，为经古文作拥护者，诚有“学者将以求是，有用与否不暇计也”之言，（按“是”与“真”不必相等，兹姑就常识论之）。然此特为经生发，为拥护经古文之经生发，为制敌发，所谓摇演谢短之说也。果必以此而谓不求用专求真，是最真之学莫过于“有规矩绳墨，审谛如帝”，而最疏者莫过于“观世质文而已”（三语皆与王书中语），孙君又将何辞以为解？弟手中无先生书，不能自为其说多引左证，即就此次孙君两文中所引之言而论，已足大成吾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