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治则治矣，非其书意。仆谓学者宜以自省。”是先生之学固以求是自揭矣。未闻先生晚年定论有违前说也。
书二：鄙作《馀杭先生伤词》有“勤求经训，务期有用”之语，与先生自述学贵求是不贵致用之说若有殊，其中尚待释疑。盖夫子自道之言与因材施教之说异。学以求是为第一义谛，而致用已落第二义谛矣。《伤词》追述遗训，与其复弟函中语相类。其言曰：“若言精求经训，非自《说文》《尔雅》人手不可。足下疲于吏事，恐不能专意为此，但明练经文，略记注义，亦自有用。”足表学人之治学与俗吏之向学迥不可同日语。然求是与致用云者，特各有所重轻而已，实则言其异，则所谓一致而百虑，言其同，又所谓殊途而同归者矣。先生之言学，侧重求是，而亦不废致用。综观先生致王鹤鸣及至诚书，其意之重轻所在，读者可自得之也。
太炎弟子论师说四
复接姜君由巴黎来书讨论如下：
孙君第二次辩论，已见《周报》三期。近以一小小译事，书案纷沓，日不暇给，而孙君申辩已非旧时论点，故不欲再有所论列。顺间再翻《周报》，似觉仍有不能已于言者，再拉杂为阁下陈之。
前书“求真”“求用于救民”之言，本为举世之纷纷者发，得孙君一揭，此义益彰，不胜欣快；然果无申释，则不仅不足以解世人之惑，即孙君亦未必能相谅矣。
凡有所成就之学者，必有其道之“全”，然发言盈庭，不能无因时因地而有所摇演谢短，故吾人之论是者，当先得其“全”，得其全，则是非正反真寓之语，厄言曼衍之辞，皆各有其归向，亦各有其相得之谛。自休宁戴君以来，其言足以抗代而确有其“全”者，馀杭先生其人也。弟所见馀杭先生之“全”，即第一二两书末段所申之辞，而第一二两书又皆为此“全”而分解条析者也，即无一语不为此“全”辩。孙君于弟前书条辩分析之言，既已无说，而独标举此义，于弟立论之基，似尚有未晰，而引用证据，似又是先生为某一部分说法之言（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