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其书为“此亦一种说法”云云，他无所闻。孙君究心诸子，平素所闻当较为多也。
总之，先生于近日学人，皆叹其根柢太浅，言经者泛滥杂抄，不明家法，究习吉金甲骨者，既好立异说，不根于载籍，而又ㄎ扯正史，以为无益而诬史，为治学者所当谨择而已。细择先生晚年言学之趣向，大约有二，一欲救世以刚中之气，一欲教人以实用之学，其归在于不忘宗邦之危。刚中则夸诬奇觚皆在当砭之列，实用则怪诞诡谲皆在宜排之数。变更旧常，不轨于典籍，或有危于宗邦者，皆为心所甚忧。此其大校也。不佞所闻如是，所关虽不甚大，然亦学术上之一重公案。孙君所记，语意有待于疏说处，故为补说如是，尚乞附尾大著，刊之周报，使世人勿误解孙君之言，则幸甚矣。途中未以书自随，故但能举此以为验。俟归国后，当为阁下一再详之。
适晤孙君，因以相示，孙君于姜君宗旨，甚表钦佩，旋来书更举师说，以资参验，亦同门切磋之雅也。故并录左：
承示姜君馀杭先生绪论各节，与弟所述小有异同。弟侍馀杭先生或后于姜君，似以姜君之言为近是姜君拥护师门，惧为耳食之言所厚诬，且不为调停之说以阿时，殊深敬佩。兹复将先生自书之言或他人所录曾经鉴定者，移录于次，以供参验，可乎？
（一）以今文疑群经先生去秋作制言发刊词宣言有曰：“今国学之所以不振三：一日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又先生《汉学论上》有曰：“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制度，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面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