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日多，研治者途术亦日精，先生于早年之说，似已不甚坚持。忆二十二年上海同福里座中，偶谈及先生为某氏跋散氏盘中语。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赝器太多，辩别真伪，恐非目前世人学力所能及，故以证文字大体尚可寻其鳃理，以证史事终觉不安。证史不安云云，则谓先生蔑弃鼎彝，不如谓尊史过甚为能得其实。先生民族思想最切，近来国事日非，故其缅怀故国之情益甚。晚年以读史召群弟子，而于含“刚中”思想之儒行一文，复数数为世人唱导。其救民之忱，非哗世取宠者之所能望其项背。
（三）以甲骨黜许书先生早年之不满于甲文，其原因已如上陈，惟以其所疑至晚年仍不得解，故对甲文之态度，较吉金为严肃，而尤不喜人以证古史。忆初谒先生时，先生知不佞为海宁王静安先生弟子，即谓治小学当以许书为准。二十二年春苏州国学会邀不佞演讲，大意以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学，杂证《八卦》后于甲文及《易》为春秋战国时术数之学。讲稿刊布后，先生大不悦，以召同门诸君。即不佞游大梁归，已传言唧唧，趋锦帆路拜谒，先生温语喻之曰：“凡学须有益于人，不然亦当有益于事。古史诚荒渺难稽，然立说固与前人违异，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以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最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继则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解喻。去年有欧洲之行，先生赐之食，又温语以顾亭林、王而农相勉，复言甲骨不能相信。不佞笑以请曰：“倘有的证，足使先生信其为殷商时物，则先生亦将为之鼓吹乎？”先生笑曰：“但恐君辈终不能得的证耳。”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并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世人方以此见诟，盖不思之甚耳。
（四）以臆说诬诸子不佞于诸子素少究心，故侍座时亦从未以此请益，惟少岁偶读《唯识论》后，因以喜读先生《齐物论释》及重释，然多不甚了了，尝一以请教，先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