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世的现代社会，社会上始终仍是“人治”大于“法治”，像杨素这种人虽然在中枢已经逐渐少见，但在地方上却反而更加猖獗起来，虽屡经打击而不止。所以裴矩这番话虽然有些虚，但杨昭也颇有同感。他点点头，道：“假若朝廷建立一套选拔机制，任用人才先注重德行，规定有才无德者不得出仕，裴大人以为如何？”
裴矩冷笑道：“殿下所说，乃是儒家的陈腔滥调而已。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来，政治权力的纷争、魏晋的兴亡递嬗，事实上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门的胜败问题。儒家豪族遵行君臣、父子之道，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须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所谓孝友礼法。而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亦适用于治国平天下。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孝于亲才能终于君。当这种看法被采用于人材的甄选上，便成征辟制度，能否入仕，全看豪族依名教标准来举荐，变为豪族间的游戏，把非儒家寒门完全排斥于外。当这种选任方武展至极端，便成晋室的九品中正制，高门与寒门的阻隔对立愈演愈烈，矛盾丛生。终于演变成过去三百多年间南北分裂，天下大乱的局面，可见以儒家治国，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杨昭摇头道：“裴大人所讲，未免略嫌偏激了。当年秦依仗法家帮助而统一六国，却因为严刑峻法过于苛刻，使百姓无法忍受，最终也只是两世而亡。汉朝建立后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使国家休养生息，但最后也必须等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才能兴兵消灭北疆匈奴。可见儒家占据正统之位，诸子百家皆不能及。虽然有许多弊端，总也有种种不可抹杀之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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