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要人人过关，搞得他们人人自危。对“问题”严重者，会采取开批斗会、禁闭（那时不叫禁闭，就是直接关起来）、干重体力活等严厉手段加以制裁。这些人最不愿意被批斗，因为批斗时除了自己交代问题、别人发言检举揭发、批评帮助外，还会有一些改造积极的会对他们进行直接的肢体攻击，让这些人苦不堪言。活动开始后，这些人就会不寒而栗，意识只能随着活动走。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就业职工”。
这些“就业职工”享有“探亲假”，但享受假期必须要有“表现好、靠拢政府”和请假必归的前提。如果请假不归，干部就会换上警服、拿着手铐去把他抓回来。到那时，请假不归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轻则再也不能请假、挨批斗，重则会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一般表现好，请假能按时回来的就业职工，再请假就容易一些。相比之下，上海籍的就业职工要比其他省籍的就业职工请假更容易一些。这些上海籍就业职工的脑子很灵，他们每次去上海探亲回来，都提着大包小包，里面装满了香烟、糖果等东西。
60年代，各种物资紧俏，什么都是凭票供应。劳改农场地处偏僻、遥远之处，可能是人们把这里遗忘了，像那些城市里供应的东西这里根本就没有。农场产什么就供应什么，不会生产的就没有供应的。这些就业职工回到上海后，就找亲戚朋友们搜罗各种票证，购买一些香烟、糖果、布料和指甲刀、小剪刀、打火机及女人们戴的头巾、围巾、女孩子头上扎的绸子、头绳、发卡之类的小商品带回来，然后加价卖给干部。那时上海造的东西质量均属上乘级别，大家都很喜欢。这些就业职工给带回来的东西加了价，来回的路费就挣回来了。我记得他们带回来的烟有“海鸥”、“牡丹”、“中华”、“光荣”、“大前门”、“红双喜”、“群英”、“上海”、“凤凰”、“飞马”几种牌子的，干部里的“烟鬼”见了这些牌子的烟都很兴奋。他们给干部卖烟时，还会卖给干部一个“五星”牌打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