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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你和你继父的关系吧，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你的”
“一开始。”
“他和你妈妈结婚后没多久就开始打你了”
“嗯。”
内陆小镇，经济多年来上不去，派出所的办公条件也简陋，一间办公室加个录音机，就算是审讯室了与其说是审讯，倒更像是聊天，对坐的两个人都是多年的老相识，连所手里抱着个搪瓷缸，眼皮耷拉着，思量着语气，他偶然瞥刘瑕一眼，就像是从不认识这个瘦弱的小女孩：办了这么多年案子，什么穷凶极恶的人都打过交道，多少在乡间横行鱼肉的地痞流氓，一进来就满面堆笑，把警察当爷爷伺候，良民更是如此，有理没理，进了审讯室先怯三分这个十三岁的少女，甚至还没脱女童的影子，就这样笃笃定定地坐在这里，坦然地和他问答，不猜测、不畏惧，虽然她是回答的一方，但却隐隐掌握主动连所有种清晰的感觉，他现在问出来的所有，都只是因为她愿意说而已，如果她有什么不愿意说的，恐怕别说问出来了，自己连该怎么问都不知道。
他变换了一下姿势，思索着切入口，最终还是让直觉做主，“还记得第一次打你时是怎么个情况吗”
“记得。”刘瑕说，她稍事思索，顺畅从容地说，“是他们结婚后第二个月，他喝了一些酒，进我屋里看我做作业，和我说话，我没搭理他，他忽然把我推到桌边上，打了我一巴掌。”
她的语气平铺直叙，简洁却生动地描绘出图像：安宁的气氛被忽然打破，原以为是新生活希望的继父，忽然间把希望全部打散，那瞬间的猝不及防、震惊与绝望，是可以想见的，但刘瑕的语气里没有丝毫痕迹，这样的对比反而更让人难受，像是缺了一块的拼图，倒能让人睁眼醒来看到全景。这样的事发生了千百年，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它不太好，但只是细枝末节，影响不了大局，连所记不得自己亲眼看到多少妇孺捂着脸坐在门边低泣，甚至就连他自己的亲人也不是没有类似的遭遇，但现在，当刘瑕用绝对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