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导致村里每家每户都不怎么喜欢我。老师她不一样，她很好很善良。她是‘文革’从广城下来的知青，知道我的情况之后就天天来村里抓我，让我上学，那时候我才九岁。她每天总是留我的堂，让我帮她将书本搬回她的宿舍，其实我知道她是想我留在她们家吃晚饭。老师身体很弱，他们夫妻俩都是药罐子，老公是肺病，老师是心脏病，严重的时候上楼都会大喘气。因为熬药需要大量的煤炭，但煤炭总是不够用的，所以我每天下课帮老师把东西搬回家后我就会偷偷去山上砍柴给她熬药。那时候我们很穷的，都是光脚在山头跑，每次被林场主追我都玩命地跑，次次脚底都被树枝戳到全是血，老师就会细心的帮我挑出来洗干净。老师还有个女儿，比我小一岁，因为是城里的小孩，所以经常被村里的小孩欺负，我还为此英雄救美了好几次，我想要是后来我们还有联系的话，可能她才会是你婶婶。”
眼前的男人就这样静静地诉说着他的过去，“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只有五年级的，到了中考的时候，老师让我继续读书，说读书才有出路，学费的事情不用担心，她来资助我。其实我也很想读书啊，可是老师一家工资一个月才几十块，还要花一大部分来买药，哪还有能力支撑起我的学费。那晚，我一个人偷偷爬到屋顶上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村子，到了部队当兵。等我退伍的时候，才知道老师去世了，就在我刚刚去当兵的那段时间。后来‘文革’结束，他们也回到省城了，老师的女儿临走时还跟我吃过一顿饭。再后来就彻底断了联系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对不起老师什么，但我总想着，要是我没去当兵或许老师不会因为一个人心脏病发而没人发现错过了抢救时间，或许我也能见到老师最后一面呢。”徐荣转身的刹那，浑浊的眼中，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惋惜和悲伤。
看着徐荣恍如隔世的孤独背影，林术心中有话不知如何说起。
良久，或许也是知道自己的悲伤过分不合时宜，徐荣很快就收拾了心情，回过头来对林术说：“老师也说过，生老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