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凌晨，钟欣愉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诊所里做了手术。
吗啡带来温热的麻木，她在昏睡中隐约听到医生讲话，带着些德国口音，大概是住在舟山路一带的犹太人。
医生说她运道好。因为最初看到她身上的血，他惊讶这个人怎么还能活着，等到清创之后，才发现那些血大多不是她的。
他给她处理了伤口，腹部的刺伤，还有手上的烧伤。看起来吓人，但都没伤到要紧的地方。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呛了烟，她的肺部已经能听见哮鸣和啰音。来这里的路上，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其实是因为窒息。
医生说，这个症状也许会好起来，也许会越来越严重，她应该去医院。
但送她来的两个人，舒拉看着常兴，常兴没说话，医生便明白了。这是个没有执照的小诊所，什么都做，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问。
黎明之前，麻醉尚未褪去，常兴和舒拉带着她离开诊所，去江边的旅社。
常兴把她抱进女演员们的房间。旅社老板听到声音出来张望，隐约看见她衣服上的血。
舒拉叉腰站在门口挡着，用生硬的上海话说：“刚刚弄掉一个小孩，你要看吗”
这在舞女当中大概是很平常的事情，老板嫌晦气，转身走了。
门关上，舒拉也对她说：“你运道好，那个诊所没执照，但医生是货真价实的医生，你会好起来的。”
什么运道但她只是闭着眼，心里想，是跑马厅头奖，还是血巷吃角子老虎机上的 Jackpot，抑或是交易所里隔夜大涨的期货
也许就在她活下来的这一刻，林翼已经死了，用他手里的那把枪自尽，或者来不及这么做，在受刑之后被处决。那些画面不断地在她眼前闪现。她并不想要这样的运道。
天亮了，舞团离开旅社。
从那里到码头还要经过一个检查站。常兴把她藏在一只箱子里。因为咳嗽忍不住，舒拉又给她打了一针吗啡。箱盖钉上，贴着中央储备银行的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