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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案出台后，深深刺激了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反对教改的请愿书、万言书雪片般飞往北京。教改案颁布一周后，上千名儒生聚集在教育部门前示威。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各省也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就连一些督军也致电中央，声称地方上民情汹涌，强力推行恐激发民变，建议暂缓施行这一方案。如此种种，即便在当年清政府废除科举时，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大的反弹。
矛盾的焦点是，新教案中完全剔除了对儒家学说的灌输，代之以西方的自然科学。此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洋文明的引进可以说又爱又恨。爱的是西洋工业确有实效，这是铁铮铮的事实；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对外丧权辱国，国内洋人横行霸道，直到共和建立，才有了点扬眉吐气的感觉。可是长久积压的怨愤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释放，此时的中国民间，排外情绪依然十分浓烈。其中自然也包括对西方各种事物的抵触情绪，以及长久压抑的民族性。
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务实精神，中国圣贤们对百姓的教化是“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诚然，这是一种对人生修养的追求。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人以儒学为至高无上之经典。他们确信，儒学是最纯粹最中正的。“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如此根深蒂固的伦理体系，又岂是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连根拔除的。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许多中国人宁愿沉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也不愿直面历史的潮流。对于东西文明的优劣比较，他们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西洋文明必须依靠中国文明救弊，只有用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方可兴利除弊，教化万方。”这种极力拉升本民族优越感的论调，在社会上很有市场。就是对一些先进的革命青年，也很有煽动力量。毕竟，对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来说，谆谆教导莫如振臂一呼。
然而这种爱国情结恰好能为顽固派所利用，在社会上不断掀起尊孔浪潮，叫嚷“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非西洋之奇技淫巧所能为之，若国粹尽失，等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