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乃洪大诰治’四十八字，皆《洛诰》之文，当移在《洛诰》“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东征，两年乃平管、蔡，然后封康叔，七年复辟，而营洛在复辟之年，则封康叔之时绝未营洛。故知此段乃后世简编脱误，颠窜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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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导山’？导者，道也。道路的道。《史记》引《禹贡》，用的便是这个‘道’字。因人所经行之道，望其方向，测道之远近，故曰‘导’。所以又说‘刊旅’。什么是刊旅？刊者，表识也。旅者，列也。表识而旅列，此乃上古测远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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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此为先儒断句之失！言‘不少’者，以为叙三监及淮夷叛乱事。然通观全篇，先言周朝新建，而武王崩，然后成王以冲幼之年继位，自‘越兹蠢’而下，方言及三监淮夷。故‘家’字后当绝句，‘延’字属上句，即‘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所谓‘不少延’者，但言武王遽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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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茶三过，书卷满桌。
刘昭、庾于陵、谢星涵三人早都听得呆住了！
南齐至于现代有一千五百年之遥，这期间鸿儒不断，大师辈出，无数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辩驳，已经把《尚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南齐时代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
再加上王扬对于学术史脉络的把握，抛出的一个个见解都是厘清《尚书》学自汉代以来便留下之疑难疑案的关键锁匙，怎能不把刘昭三人震得目炫神迷？
刚开始时刘昭还常有查书发问之举，到后来则完全变成了王扬的“一言堂”！
而王扬聊嗨之后，也不拘能证实与否，严谨之余，还穿插些足以颠覆旧说，震撼学林的奇思妙论，更让刘昭听得激动万分，喜不自胜，自觉见到了一片从未见过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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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扬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继续侃侃而谈：
“《禹贡》说‘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