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身边同事无限羡慕的目光，便有感而发。
“敢想和敢做，很多时候都是背离开来的。小薇，做喜欢的事和去喜欢做的事，你会选什么？”舒南问她。
“我好像很难去勉强自己，所以自然是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是你不是一直说自己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啊，世界就是因为这样的矛盾才有趣呢！”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还挺好奇，一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位同事目前的想法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这可不像你，想知道的话一个电话或消息发过去，应该很容易吧？”舒南一副很了解对面这个女人的样子。
又有一次，杜薇跟她谈论起自己的同事，因为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在学校被同学打了一巴掌，便请假跑到学校去找老师理论，要求看监控，后来对方家长让孩子向她儿子道歉，她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行，必须在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道歉。
她这样对老师提要求的行为应该不止一次，因此老师私底下对另一位老师——同时又是杜薇同事的邻居朋友说她事多，要实在对自己的孩子不放心，不如搬个凳子到学校去陪读一段时间。
“我同事听邻居这样转述后，第二天搞得自己一整天都闷闷不乐，一会对老师表示更多的愤愤不满，一会怀疑自己到底该不该那么强势地跑到学校去，一会又担心孩子在学校不受老师待见，其实类似的问题我以前也考虑过，到底要怎么评判究竟是家长小题大做，还是拨乱反正呢？”
“的确，尽可能弄清事情的原委、全貌比较重要，毕竟是一年级的小朋友，调皮打闹、不知轻重在所难免，听你同事过早地给别人家孩子贴上类似流氓般的标签其实大可不必，可以从这类事情发生的频率、起因和严重程度多方面去考量，也要进一步多了解对方小孩，其实第一次我觉得还是私下跟对方小朋友和家长私下商谈了解更合适些，毕竟社会群体也有一些顽固的规则需要我们去遵循。”
杜薇发现舒南和自己的见解竟出奇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