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正在家中写史记货殖列传。
他和友人盘点要写的内容，列数了前朝的八位大豪商“其中，四位是主营铁器坊，一位为粮商，一位为畜牧养殖，一位为车马货运，还有一位是放贷。”
半数都来自于民生相关的行业。
这样的场面，商人把控国家经济命脉的设定，是不是也能从中找到一些后世某些国家的影子
对于当时的农业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显然也是很危险的。
不过，桑弘羊也不是圣人，他也犯过一些过失。
公元前119年。
卫青与霍去病出征匈奴，而山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多万百姓流离失所。
“陛下，国库拿不出太多的钱来了。”桑弘羊对汉武帝道，脸上带着不加掩饰的愁色。
刘彻拧起眉头，他不可能让卫青和霍去病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撤军，可安抚灾民和善后却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君臣都在绞尽脑汁的想从哪里搞钱。
这时候，桑弘羊想到了一处“陛下，算缗令颁布之后，收上来的赋税不如预期，富豪皆隐匿财产，并不主动申报，或许，可以从这里打打主意。”
算缗令是针对全天下的工商业主收的财产税，大概在10左右。
桑弘羊和张汤一合计，给刘彻出了个主意“有不报者，街邻亲朋皆可告发之，若查明为真
，没收其全部财产，而奖励一半与告发者。”
这就是传说中的“告缗令”。
短短时间内，大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发运动，国库一下子变得充盈了不少。
其实算缗令的税率真不算高，也就10，咱们现在的高收入者，动辄那可是3040的税。但那会儿的人，也什么交税的意识，自然就很反感。
告缗令一出，大汉无数的中产家庭破产，社会财富清零。
更重要的是，朝廷这事儿办得不太地道，大家对它的信任荡然无存，不再有投资工商业的热情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