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一些时间。”格里高利一字一顿道。“以降低体温作为第一要务，其他所有工作一律不许执行，全力争取时间。”
“你不能这样！”医护人员连忙劝阻道。“他害怕是因为他是家属，所以他才这么顾虑重重，你不能因为他的立场而影响你自己的判断啊！”
“我命令你，执行我刚才的命令，”格里高利冷冷地看着医护人员。“明白了吗？”
……
格里高利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呆地看着墙壁的方向。
事实上，他知道医护人员的判断和自己最初的判断是对的，保护性降温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会影响心电图等检查对心脏受损原因的检查。而自己改变主意也不是因为什么医学方面的理由，而是就像wilson说的那样，因为病人是Amber。
格里高利很清楚，自己无法在这个案件当中以自己一贯的理性和冷静来完成诊断，所以他在那之后就让出了后续的主治权，交给了一位医院里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他的医疗风格很保守，至少不会一上来就将Amber复温，再去做那些和时间赛跑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他无法保持冷静和理智？
这得先问问为什么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妻子会和自己坐在同一辆公交车上？自己和对方都不是会乘坐这样交通工具的那种人，至少格里高利有自己的摩托车，每天都用它上下班。
答案？其实格里高利的心里有一个，那是从他第一次见到Amber的时候就偷偷种在心底的小秘密所疯长出的藤蔓。
但真爱虽然没有先来后到，人类却有礼义廉耻。Amber并非单身，而且她的恋人还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心中疯长的藤蔓终究只能徒劳地绞杀着自己心脏，却永远没有露头的机会。
Wilson之前询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很有道理：为什么格里高利要为一个连身份都不知道的病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哪怕置是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格里高利曾经不知道，但他现在知道这是因为他的潜意识明白那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