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是八月中旬来的,县二中,高一一班,无悲无喜的我,静静的等待开学,当然了,该做的活是要做的。
1983年,应该算我人生的第二个分水岭,我觉得第一个分水岭是1977年到1978年在田家庄的将近两年的时光,这两年对我人生的影响深远,而且时不时的在内心泛起涟漪。(这是后话。)
大堂哥六月的时候就毕业了,作为团支书的他,作为老师喜爱的学生之一,好多单位老师是先给他选的,他的班主任推荐他选津市的一个商业学校,做会计,能去津市,对于小小县城小小商业学校的他来说,机会万分难得。
那个年代,读大学是带着户口走的,也就是农业户口可以随着读书改变性质,变成非农户口,不用种地就有粮食吃;而堂哥不仅仅是把户口变成了非农户口,还能从冀北的一个小县城迁到津市,更是难能可贵。
他高高兴兴的回了家,二堂哥那个时候还在一中读书,还没到暑假时间,堂姐也在单位,家里只有三大娘和大堂哥两个人。
三大娘一听说大堂哥要去津市,第一反应:儿子走了,自己怎么办?于是她表示坚决反对,还跟大堂哥说将来她就是死,也要死在老家,哪里都不会去。
大堂哥本心是非常非常的想去津市的,他不再是那个没见过世面、茫然无措的面对着父亲病死的懵懂少年了,虽年龄还不大,但是也有积极向上的心思的。
于是他到我家找了我父亲、叫了我二叔,甚至把他亲大伯也叫过来一起,都来给大娘做思想工作,三大娘就是不同意,并扬言如果他们这些人再劝说,她现在就死在家里,他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了。
一时间,两个人都怼到了死胡同,学校那边催的还急,大堂哥没办法只能哭着拒绝老师,说留在县城吧。
那个老师真的是关心大堂哥,他给堂哥出主意:“你先去报到、上班,难道你妈还真能寻死觅活的?”
可是,大堂哥不敢赌,而三大娘也知道大堂哥的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