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是八月中旬来的，县二中，高一一班，无悲无喜的我，静静的等待开学，当然了，该做的活是要做的。
1983年，应该算我人生的第二个分水岭，我觉得第一个分水岭是1977年到1978年在田家庄的将近两年的时光，这两年对我人生的影响深远，而且时不时的在内心泛起涟漪。（这是后话。）
大堂哥六月的时候就毕业了，作为团支书的他，作为老师喜爱的学生之一，好多单位老师是先给他选的，他的班主任推荐他选津市的一个商业学校，做会计，能去津市，对于小小县城小小商业学校的他来说，机会万分难得。
那个年代，读大学是带着户口走的，也就是农业户口可以随着读书改变性质，变成非农户口，不用种地就有粮食吃；而堂哥不仅仅是把户口变成了非农户口，还能从冀北的一个小县城迁到津市，更是难能可贵。
他高高兴兴的回了家，二堂哥那个时候还在一中读书，还没到暑假时间，堂姐也在单位，家里只有三大娘和大堂哥两个人。
三大娘一听说大堂哥要去津市，第一反应：儿子走了，自己怎么办？于是她表示坚决反对，还跟大堂哥说将来她就是死，也要死在老家，哪里都不会去。
大堂哥本心是非常非常的想去津市的，他不再是那个没见过世面、茫然无措的面对着父亲病死的懵懂少年了，虽年龄还不大，但是也有积极向上的心思的。
于是他到我家找了我父亲、叫了我二叔，甚至把他亲大伯也叫过来一起，都来给大娘做思想工作，三大娘就是不同意，并扬言如果他们这些人再劝说，她现在就死在家里，他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了。
一时间，两个人都怼到了死胡同，学校那边催的还急，大堂哥没办法只能哭着拒绝老师，说留在县城吧。
那个老师真的是关心大堂哥，他给堂哥出主意：“你先去报到、上班，难道你妈还真能寻死觅活的？”
可是，大堂哥不敢赌，而三大娘也知道大堂哥的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