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诉、教育、和批判。这些是大会！
后来我们村里有两个县里来的公安干部常驻，督促检查革命工作，其中一个就住在我们那个长院子里，在最里面的第七进。
于是我们村内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关于大会和小会的密集程度，由这两干部和村里的革命干部商量，但基本就是三天一个大会，时间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两天一个小会，一般安排在晚上。
这种频繁密集“参加”“革命”会议的经历，让爷爷和他们那群人从最初的愤懑、不平、难过慢慢到后来的麻木。
从1966年到1967年几百场“革命会议”的经历，让有的人坚持不下去了，67上半年，我们村里有两个人寻了“自由之路”，一个跳了村里的井，一个挂了村口老槐树的东南枝。
爷爷偷偷的和他的老伙伴说：“我们不能这么做，这么做了对不起村里的老少爷们，跳了井，井水没法吃了，坑人！上吊，胆小的人走到树下，也会害怕的，还是坑人！”
“如果是我，我就让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爷爷铿锵有力的话语，后来被传开来。
即使现在过了几十年，再想想，依然都觉得后背凉凉的。
不知道支撑着爷爷坚持的是什么，但是父亲发现爷爷发呆的时间长了。
1967年夏天，在炎热的夏季夹杂着革命的火热中，爷爷得到一个不错的消息：母亲再次怀孕了。
叔叔从61年入赘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消息传过来，爷爷几乎都要放弃希望了。
如今父亲母亲即将再有一个孩子的消息，让爷爷多了一份希望，他甚至私下找人帮母亲看肚子的形状，根据怀孕的时间去掐算，这一胎的性别，各种消息汇总一个预期：这一胎是男孩。
于是，父亲母亲爷爷都开始盼望着这个孩子的到来，甚至有人发现爷爷居然有了笑容，虽然很短暂，虽然很浅，虽然是偷偷的。
夏天生产队的活比较轻省，而且现在体力活不多，更多的是各种“革命活动”、“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