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商业主义，极大地阻碍了秦国工商业的大发展。
《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这使得历朝历代的民间商业会更多地遵从于官场规则，而不是市场法则。
即使在大秦境内颇有影响力的传统商帮（徽商、晋商、陕甘商帮、棉商、盐商等）和若干财力雄厚的钱庄，以及两广、福建等地腰缠万贯的海外贸易商人，他们与齐国境内的商社和工厂主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商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其商业活动以权力租售形成的市场垄断为主，更谈不上什么技术发明和创新。
在古老的大地上，儒家的罐子容纳了太多的东西，并且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约束力），桎梏了太多的事物。
与欧洲西方的冒险探索精神以及汉洲大陆齐国逐渐成型的科学竞争精神所截然不同的是，华夏神州的传统更强调质朴与无为，这突出体现在部分儒家经义之中。
诸如，“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又比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所谓“无为”、“不争”、“不尚贤”，这种节制体现了传统时代的东方智慧，其本身无可指责。
正是基于长远考虑，为王朝的稳定和久安着想，对于“挑战自然”的技术革命或多或少地会持警惕和审慎反对态度。
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如果抛开功利色彩，很难说这种保留和保守不是一种智慧。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日中则仄，月盈则亏”，“盛极必衰，否极泰来”。
前宋横渠先生张载的《西铭》中说：“民，吾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