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人啊……”
但直接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
是《国记》事件。
在太延五年，
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
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
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
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
据高允后来陈述，崔浩主要起到总裁大纲的作用，
此外还与高允负责国史中《先帝记》和《今记》部分的编写。
当时，太武帝要编国史的目的，
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
但是《国记》修毕后，
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
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
闵湛、郗标巧言令色，
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
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
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
营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
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
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
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
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
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
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
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
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
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太武帝亲自审讯崔浩时，他也惶惑不能应对。
太武帝一度想要诛灭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
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等一百二十八人的五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