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背景下，明军军士竟然不断逃跑，三年时间逃了四万七千之多。
这样的现象，在朱高煦看来实在是难以置信。
不过面对朱高煦的惊讶，傅友德倒是表现得十分淡定。
他接过这书，指着上面的内容说道：“三年逃兵卒四万七虽然多，但比起历朝历代，我们已经算是治军甚严的了。”
“你看秦国变法，奖励耕战，秦国农民也是变着法逃亡。”
“唐朝的太宗、高宗开疆拓土，但是府兵也是出现宁愿自残也不去打仗。”
“更近些就不必多说，两宋厢军逃亡，北虏治下的蒙古人也是争先逃亡。”
“比起前朝，我们的逃亡数量算是很少的了。”
“况且，这些逃兵逃了也好，最少让队伍的不稳定变得巩固，再往后的逃卒也越来越少了，都是些不愿意服役的军户子弟。”
傅友德给朱高煦上了一课，不过这也是和朱高煦不了解古代和近代军事史所导致的。
如果他但凡前世上点心，那他就知道哪怕到了近现代，在开国之初的逃兵数量也不在少数，甚至在报告中出现过一个地区逃亡两万有余的记录。
不过对此，大部分将领都是从担心变得逐渐放心。
近现代都如此，更别提明初军户了。
虽然明初军户待遇不错，往往能在驻地得到二十亩至一百亩的屯田，还拥有包括“月粮”和“行粮”的军饷，但同样他们承担的责任也更大。
一户军户中，除了担任军士的父外，其余诸子也会被授予余田。
一户军户要先耕种卫所的军屯田，然后才能种自家的余田。
前者的五十亩军屯田所产粮食，仅有十二石属于军户，而后者的余田不论多寡，都要承担每亩一斗二升的征粮，接近民户征粮的四倍。
除此之外，一年下来虽然还有二十四斤盐的福利，但要命的是他们还得做好随时被移民的准备。
这样的条件下，洪武年间一百八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