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兹你放心！当我们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虽然阿道夫向弗兰兹信誓旦旦地保证，但是在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阿道夫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愿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
“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
每当阿道夫在闲暇之余与弗兰兹一起回忆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时，阿道夫总是风趣地回忆说，“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4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都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
“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做‘手杖’。”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5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17马克的高峰。”
阿道夫和弗兰兹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阿道夫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然后有弗兰兹带队向他们发出请帖。
在首次会议的当晚，7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但是，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
“弗兰兹！我们还是7人，原来的7人。”
阿道夫眼神充满了忧虑，弗兰兹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