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束，留下了一地鸡毛让南方的两大势力之间再无和平可言。公民党立宪派觉得革命党连刺杀这种下三滥手段都用上了，摆明了不和公民党的人分蛋糕，别管乔夫如何发言澄清，如何以个人名誉担保，愿意共商国是，甚至接受公民党推荐总理人选，但是信誉尽失的革命党如何也无法挽回其他势力的信任。表现的更加明显的就是熊克武这位从反清的兴中会就在乔夫的大旗下战斗的元勋，也在当月宣布脱离革命党，“以川中父老的福祉为重，与刘存厚、杨森等各路川中将领组建川蜀联合自治政府。”
当然更让乔夫气急败坏的是，西南军阀与革命党的割袍断义。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两人先后宣布脱离革命党，实行自治，同时将各省的革命党礼送处境。粤军龙济光部也在广州城里搞风搞雨，和革命党明显的拉开了距离。湖北不用说就是立宪派的老巢，黎叔在湖北的声望可不是盖的，鄂军里面的革命党不是没有，但是都在立宪派的监视下，有劲也使不上，平日里小摩擦不断，只要你敢拔枪，立宪派就敢说革命党要清党，要搞大屠杀，要吞并鄂军，恶心的湖北的革命党不行。湖南是个乱地方，谭延闿能控制的不过是三分之一的湖南，国防军已经插足湘北，打下了老大一颗钉子，湘东南又被桂系的陆荣廷霸占，湘军憋屈的很。连后世太祖都重新弃武从文，到湖南师范去当学生了。
现在除了南京的几个警备团，只有黄克敌的建国赣军、粤北的陈炯明、福建南部的程德全还算得上革命党的武装，哦，还的加上陈琦美的上海督军府的那一个团的小弟们，虽然在革命党的眼里这帮人死不足惜，但是人家毕竟是革命党的死忠，不好往外推的。
对于宋案，史学家唐德刚曾遗憾慨叹：宋遁初案“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均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