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终于燃烧到西部地区的偏远乡镇。彼时，仍在田间辛勤劳作的人们，终于意识到改变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出去搏一个前程，最不济也好见一见这世面。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从十年代开始，部分地区农民除了要向国家交税外，还要交纳部分“提留”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当时的“提留”多以交粮食的形式交纳，也有部分怕粮食不够吃而交钱的农户，比如交棉花，规定每户必须按照规定的低价卖出多少棉花，如果哪一年产量太小，达不到量就要被罚钱，农民也把达到这个量叫做任务完不成任务被罚款，也认为是理所当然。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农民的生计越发艰难，一年辛苦下来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时候外出打工自然成了救命稻草，反正交不起“提留”也是要罚款的，还不如外出打工，赚得更多，交完税之后还能剩余不少。
爸爸就是这股打工浪潮的参与者。
过完大年，我的爸爸和他的大哥宋义贵还有四房的堂兄弟宋义明、杜蓉夫妻俩相约出去打工，一起投奔在山西开焦化厂的宋义春。想着是五房的上门女婿，怎么说也是自家人，大家出去后也能有个照应。
出发的头一天，奶奶将爸爸叫到了面前，千叮咛万嘱咐，不放心他一个老实人出远门。
奶奶叮嘱道：“宋义斤，你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出去了要少说话多做事，有什么事要多听你大哥的。家里你就放心，不要那么笨，你出去挣的钱你存起年底拿回来，平时少给郑淑芳寄点钱，她在家里不知道你在外面辛苦，她在家里种地开支也不多，够他们娘叁生活了”。
买好车票，一行人在火车站上了车。年代的火车用的还是蒸汽机车，一行人忍受着烟尘滚滚，水蒸气混合着煤粉铺天盖地，遮蔽了全车。
不能开窗，开窗就要吃煤灰。车厢的拥挤，座椅的破旧，饮食的不便，空气的污浊，厕所的肮脏，更揪心的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