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结束后的两个多月，代表团没太多事，顾维钧甚至邂逅了未来的老婆黄蕙兰。
他已经因为政见不合与唐绍仪的女儿离了婚。
黄蕙兰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钱的就想找有权的，黄蕙兰生活锦衣玉食，但他们的家庭在权力上一直无法更进一步。
顾维钧邀请黄蕙兰去了一趟枫丹白露，乘坐一辆配有专职司机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听歌剧还是去的国事包厢。
黄蕙兰心中非常满足，随即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
此后黄蕙兰靠着他老爹的钱，又帮了顾维钧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场上的贵夫人，和不少欧美要员见过面。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所有被盗者都被他辩论得哑口无言。庭审经过报道后，雅各布成了一个大名人，据说当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法庭外面唱《国际歌》。”
李谕说：“经过欧洲一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
“任公，欧洲之行感觉如何？”李谕问。
“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启超有些无奈地说，“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状态。”
李谕说：“真比起破坏程度来，自然界的暴力或许远不及人类。”
梁启超说：“巴黎、柏林、凡尔登更加惨不忍睹，现在的欧洲简直处处在抢面包。西方之科技强自然强，破坏力也要强太多。”
“并不是他，”李谕说，“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亚那。”
“圭亚那在哪？”蒋百里问。
蒋百里叹道：“根本无法解释！”
梁启超冷哼道：“安福系为了政治上获胜，草率与日本签订借款条约，为和会交涉收回山东问题留下无穷后患，实在可恨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