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制度，可是冗官问题却远没有北宋这么严重。
由此可见，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事实上，真正造成北宋冗官问题日趋严重的另有原因。
到了宋仁宗赵祯执政时期，赵宋王朝解决冗官问题已经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赵祯请来几位重臣商议解决之道，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用六个字直指要害。
这六个字就是“明黜陟、抑侥幸”。
“明黜陟”指的是当时北宋官员的升迁制度。
宋朝皇帝为了笼络士人的心，给出了非常宽泛的升官标准。即，文官三年一次，武官五年一次，只要期间不犯错就可以官升一级。也就是说，考核官员晋升的条件不是看谁更优秀，而是看谁更少出错。
谁都知道，做事情就有可能出错，不做事情则绝不可能出错。于是赵宋的官场就变得越来越佛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了绝大多数官员的处世之道。
范仲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改革晋升制度，将官员执政期间的政绩纳入考核标准。同时还完善奖惩条例，过去不犯错就能得到晋升，但现在不作为便是错，虽然不会因此被罢官，但却会被调任到闲职部门，从此与权力无缘。
“抑侥幸”是指改革北宋近乎泛滥的恩荫制度。
从赵祯的父亲宋真宗赵恒时代开始，北宋官员就对每年的南郊大礼，以及万寿节（皇帝生日）充满期待。
因为这两天皇帝要向臣子们广施恩泽，从两府大臣到各路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恩荫名额。
比如某位翰林学士每年可以恩荫一位子侄当官，数十年下来，光这位翰林学士一人就可以带出几十个新官。
这样的官场生态显然是极不健康的。
北宋冗官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此。
范仲淹提出的“抑侥幸”正是要抑制这种极不合理的“侥幸”。
范仲淹提议两府并两省官遇大礼只允许恩荫一个亲生儿子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