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局面崩坏之迅猛彻底，说实话就连沈哲子自己都颇感始料不及，就好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第一张，接下来便开始了无从遏制的连环的坍塌。
局势崩溃到这一步，看似意料之外，但细审之下，其实又何尝不是在情理之内。东晋这个小朝廷虽然苟立于江表，但却是胎病难除，名之为中兴，其实不过只是一个强求苟安的变种嫁接。
中兴建制之后，非但继承自中朝的种种积弊没有消除，又增加了严重的边患压力与南北地域冲突，而这几个问题，无论哪一个一旦爆发出来，都足以将一个盛世王朝进行腰斩。
时局中不可谓没有聪明人，面对种种积弊问题也不是没有应对策略。比如琅琊王氏的王敦和王导，便分别代表了对皇权的钳制与维护，同时也在有意识的对吴人势力进行压制和引用。至于庾亮则就是依法治国的代表，尤其对宗王势力的打压简直可以称为冷酷。
及至中期，其实无论桓温还是清谈领袖的殷浩，虽然功绩差异悬殊，都可以称为向外开拓的代表人物。但当桓温畸大之后，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维稳派又登上前台来，为政权争取一个存续空间。
而由陈郡谢氏所主持的北伐，其实应该说是淝水之战的余波红利，不可以算作正式的开拓进取。就像沈哲子的中原大捷，看似战果辉煌，但若论及真正意义，其实还是比不上早年的淮上击败石虎南征大军，淮水之胜才算是真正奠定了他日后所有行为的逻辑。
其实在谢安隐退之后，整个东晋政权这个制度逻辑已经推演不下去了。闭门苟安自守只会自取灭亡，向外开拓又会造成强枝弱干，权臣凌主，动是一个死，不动也是一个死。
所以整个东晋晚期，方伯围攻中枢，宗王弄权，南北次等世族为主体的天师道作乱，包括桓玄的专擅篡夺以及刘裕的北府系军头死灰复燃，又何尝不是这一系统瓦解崩溃的一个大势所趋。
沈哲子的到来，以及这十年所作所为，其实是大大加快了这一系统逻辑的推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