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被招进翰林院后的半年以后，我被重新任职为左拾遗，仍然在翰林院工作。左拾遗只是一个八品的小官，却充当着朝廷耳喉的角色。虽然官职微末，但因为属于谏官，却可以对朝廷的举措大胆地发表见解。对我这样初入仕途又满怀热情的人来说，大约再也没有比这更能显露自己政治理想的职位了。
我反思了一下自己任职左拾遗期间的作为，给了自己一个还算客观的自我评价：不管我后来的思想有多么消极，在左拾遗任上的白居易还是比较合格的。那个时候，我对大唐帝国和皇帝拥有那么高的期望，对自己的仕途也是信心满满。所以，在其位，谋其政。一而再，再而三地给皇帝上书谏议。我记得有一次在进谏的时候，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当面对宪宗说：陛下错。搞得宪宗很是下不了台，脸色都变了。事后，宪宗私下召见宰相李绛，很生气地对他说：白居易这个小子，是我一手提拔上来，却在我面前如此无理。真受不了。让他退出翰林院吧。幸亏李绛的调停，加上宪宗初年还算英明，我总算平安无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对朝廷、对政治、对大唐帝国的各种交错的权利太不了解了，所以仅凭借着自己的一腔忠贞，想要做些什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究竟能改变什么呢？
元和三年，夏，四月，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户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讳。韦贯之署此三人为上第。宪宗也对他们的文章大加赞赏。但是，事情后来的走向，却出乎多数人的预料。
其间的内幕，众说纷纭，但是就我所知，是下面的说法。当时的荆南节度使裴均，是大宦官窦文场的养子，又是拥护宪宗皇帝顺利继位的三个藩镇之一，他利用皇帝的信任和宦官的支持，想要趁机扳倒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所以在朝廷大放厥词，说是牛僧孺等人的批判时政是有人背后指使。宪宗皇帝因此大为光火，就把李吉甫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