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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文中开始一一剖析。
“‘今介甫从政始期年……’此句所立论者，如何得之？可有调查？……”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吾未以为也……”
“夫侵官，乱政也。贷息钱，鄙事也……如插标卖首，徒给王相公反击，不怪乎《答司马谏议书》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数大段，此处之荒谬，以至尽矣……”
……
说得多，错得多。
王安石一篇《答司马谏议书》不满四百字，尚且能挑出错漏。而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便有三千九百多字。
再加上时代的局限，古代的文人做学问，写立论，并不像现代，尤其后世中国讲究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讲究严密的论证和逻辑，以及科学的实验验证……种种手段，使每一个论点都能够数据化。
就像司马光第一个论点。
‘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
这话大概意思就是你王安石变法才一年，所有的士大夫，朝廷人士，四面八方的来人，都在讲你变法不对，就算民间贩夫走卒，小吏，老百姓也全部私下怨言，都认为是你王安石的错。
这话放在现代，被严谨的人看到，不怦击得体无完肤才怪。
现代即便是什么不懂的人也知道要想得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结论，都必须搞民调，而后才能拿出真实的数据，调查了多少人，都是什么职业。身份，财富，民族……调查的方法，其中百分之几的人持何种看法，百分之几的人又恃何种看法……一系列详实的数据。
可是这话放在这时代，谁都不会认为司马光这样说有什么不对……但是越是研究《工具论》透彻。理解深入的就越觉得这是不对的。
偏偏司马光一封信中这样‘信口开河’，随意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