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最初的意见不能得到实行，或许也同托津、卢荫溥的反对有关。
“是啊，皇上总是明察的，可这些下面的枢臣，却未必了。伯元，正所谓上有所宽，则下必有所纵，上有所严，则下必有所苛。宽严相济，方是根本之道。皇上以前办事，也算是宽严相济，可如今一两年，却是越来越严了，皇上严厉起来，下面必然会更为苛刻，直省凡事与他们所想所料不同，那便是直省因循疲玩，废弛苟且，只有他们是对的。所以……若是皇上还在，还能总览大事，咱们办事尚能实事求是，方便一些。可若是真的……到时候，枢臣们以为直省如何，便如何议决，那样下来，咱们就算再怎么实心任事，也抵不过……伯元，其实老夫眼看你做这十几年督抚，一直是欣赏你的，可咱们毕竟只是这大清国的躯干，又怎能离了腹心，独自为政呢？”伯麟回想着托津、卢荫溥等一众枢臣与督抚之间的种种旧事，也不觉感叹了起来。
阮元听着伯麟之语，这时也渐渐清楚，嘉庆的后继之事，托卢与督抚之间的隔阂，到了这个时候，也已经是决计不可忽视的问题了。
所幸这一日二人的对话，并无第三人知晓，次日伯麟便即向阮元告别，北上入京。而阮元也很快南下南宁、浔州各府阅兵去了，直到闰四月时，方才回到广州。
就在阮元和伯麟在隐山相会之时，广州的广东通志局内却又多了一位来访之客。这一日，严杰忽然听闻有位书生毛遂自荐，希望进入通志局共修通志，便也将他引入了书房之中。看这书生之时，只觉他四十来岁年纪，身材瘦高，看似文弱，却似有一股刚直不屈之气，只是这份刚直的背后，似乎或多或少也有那么几分倔强。这番气度，在粤士人之中却是不多。
“这位先生，眼下阮部堂不在广州，我是这里通志局日常主持之人，若是先生愿意来我们通志局修书，我自会将先生之事告知阮部堂，若是先生确有编修之才，我这里自然会有先生一席之地的。”严杰见他样貌不俗，便也对他客气的介绍了通志局实情，又向这位书生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