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坚定的保守派理学家，都不由动了投靠沉忆辰的心思，毕竟混官场的怎么也得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
不过伴随清丈全国田亩动作到尾声，加之一条鞭法折银纳税的实行，朝中还是有些士大夫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危机感，看这架势沉忆辰该出下一招了。
果不其然，明良三年九月初六，就在大明秋收在即的时候，沉忆辰宣布了今年秋税纳粮，各地州府不再按照人头税征收，而是摊丁入亩并且更进一步优化，按照田产税的方式征收。
全国田亩分为垦地跟荒地，根据肥沃程度的不同，每亩税收比例定在收成百分之十上下。正常情况下明朝一亩地能收获两石左右的粮食，按照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的计算方式，百分之十就是每亩收田赋两斗。
《明史》里面记载，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用最简单的方式翻译过来，就是明朝官方田赋是每亩五升粮食，仅为沉忆辰标定的四分之一。
单从账面数字上来看，大明还真称得上是轻徭薄赋，休生养息。可为什么看似极低的赋税，明朝百姓却活的如此艰难，以至于中后期基本上处于一种民不聊生的境地中呢？
原因就在于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明朝官方只规定了正税，可百姓们的负担大头从来都不是正税。除了田赋外，底层农民还得承担地租、徭役，然后还有各路官员往来的摊派，再加上“火耗”，盐税，三饷等等。
实际上大明百姓的税率高达百分之五十，明末江南一代赋税最重时期，单单每亩交给官府的田赋摊派下来就要八斗，足足是沉忆辰规定的四倍！
这种惊人的苛税，如果再算上地租的话，哪怕风调雨顺大丰收，八成以上的产粮都得交出去。要是稍微碰到一点旱涝不均的灾年，恐怕还得倒欠官府的税收跟地主的田租。
明朝末年西北很多地方，就出现过田税欠到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