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之诸男，及诸邦之伯也。持周公子明器刻辞此语以校《尚书》，则知侯下有重文，传经者遗之。此所云云，均称呼畿外受土者之综括列举辞，而甸乃侯甸，非《国语》所谓王甸之服，与五服故说不相涉也。古来诏令不必齐一其式，故邦伯或见或不见，而王臣及诸侯亦或先或后。然《尚书》此数语皆列举畿外受土者之辞，果五等爵制为周初旧典者，何不曰“诸公侯伯子男”乎？此则五等爵之说显与《尚书》矛盾矣。
二与《诗》不合。《诗》言侯者未必特尊，如，“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而言伯者则每是负荷世业之大臣，如召伯、申伯、郇伯、凡伯。果伯一称在爵等之意义上不逮侯者，此又何说？
三与金文不合。自宋以来著录之金文刻辞无贯称“公侯伯子男”者。若周公子明诸器刻辞，固与《尚书》相印证，而与五等爵说绝不合。
四以常情推之亦不可通。上文一二三已证五等爵说既与可信之间接史料即《尚书》《诗》者不合。又与可信之直接史料即金文者不合矣，今更以其他记载考之，亦觉不可通。《顾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以卫侯、毕公、毛公之亲且尊，反列于芮伯、彤伯之下，果伯之爵小于公侯乎？一也。“曹叔振铎，文之昭也”，而反不得大封，列于侯之次乎？二也。郑伯、秦伯，周室东迁所依，勋在王室。当王室既微，乃反吝于名器，以次于侯之伯酬庸乎？三也。如此者正不可胜数。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表》所记爵姓，非专据经文，乃并据《左传》及杜预《集解》，且旁及他书者。经文与《左传》固非一事，姑无论《左传》来源之问题如何，其非释经之书，在今日之不守师说着中已为定论。而杜氏生于魏晋之世，其所凭依今不可得而校订。故顾栋高此表颇为混乱之结果。然若重为编订，分别经文、左氏、杜氏三者，则非将此三书作一完全之地名、人名索引不可：此非二三月中所能了事。故今仍录原文于下，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