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当时的政治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可考见的共有三端：其一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租”。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文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是三十而税一）。其二是简省刑罚，高祖入关，就和人民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定《九章律》，虽然沿用秦法，然而断狱四百在实际上却是简省的。文景时代，又屡有减轻刑罚的举动（详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无为主义。所以贾生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就“谦让未遑”（《史记本传》）。匈奴屡次入寇，从景帝以前，始终取防御主义。这种政策，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四代相继，共有六十六年（公元前206—前141年）。它的效果便是：
《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这个国力的增加，也总算得快的了。然而这种政治也有个弊病，便是一、豪强之徒侵凌穷人，毫无制裁；二、文化方面太觉黯然无色，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时的政治。且待下面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