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培养起来的。”
林业厅负责人说：“我相信镇坪的说法，因为他们是一级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