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花。“咳，领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