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区别。这一层他自己明白，但这丝毫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念，就是他应该年年领取大笔，年年获得新的勋章来装饰他讲究的衣服。这种信念十分顽强，因此谁也不敢停止给他这些酬劳。他照旧每年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参与国事的报酬，因为他在最高政府机关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又年年获得他所珍重的肩上或长裤上的丝绦，礼服上的新绶带和珐琅星章。这样，察尔斯基伯爵的交游就越发广阔了。
察尔斯基伯爵聂赫留朵夫讲话就象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什么事一样。他听完以后说，他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人家对他有种种说法，但不论怎么说，他是个正派人，”
他说。“他还欠了我的情，准会尽力去办的。”
察尔斯基伯爵给他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费多霞一案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就此事写个呈文给皇后，察尔斯基伯爵说这事确实很动人，有机会要向那边说说。但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照章办理的好。他想，要是有机会，要是礼拜四举行碰头会，他可能谈一谈这件事。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立刻就到那几个地方去。
他先去找玛丽爱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后来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名声，主要是他对千百个犯残酷无情，特别擅长折磨人。聂赫留朵夫照例心头感到十分沉重。他想到为了帮助被压迫者不得不站在压迫者一边，因为他得去向他们求情，要他们对某几个人手下留情，稍稍减轻他们习以为常、因而不以为意的残酷手段。而他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觉得内心很矛盾，自怨自艾，对求情的事拿不定主意，但最后还是决定去。他这样做，在玛丽爱特和她丈夫面前确实感到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