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盐业全部由官方一手经营。灶户按丁计课，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产额，官方则给予工本米钞，完成盐课后的余盐也要交给国家，不能私自支配。灶户一入灶籍，不得解脱，官方于此控制相当严格。
最初，官方对灶户比较优待。《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记载：“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
但随着盐业经济的展，官方控制过死、灶户作业不自由的盐业体制弊端就充分显示出来，时而食盐积压，时而无盐可收。于是官方逐渐减少了实物盐的征收量，采用盐课折色或折银的办法来向灶户收取盐课。
到了中华帝国时代，朝廷颁布了商法典，在重视商业的大前提之下，情况有所好转。
中华帝国官方政府虽然严格控制盐业生产，但在灶户和滩户的管理上，却比前朝明更为放松。尤其是滩户可以自主选择滩地和制盐方法，并可以在划定范围内扩大生产规模，占有某些生产资料。随着帝国政府对灶户管理的松弛以及计划经济的冲击，从神武二年开始，制盐灶户开始展私有产业。
由于神武大帝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不是沿海老百姓利用免税期，经营盐业，慢慢变得富裕起来，在沿海地区渐渐成为了小资家庭。
当然，以前从事贩卖私盐的一些商人们更是暴利，成了中产阶级或者大资产者。
扬州，作为前朝的主要盐业基地，到了中华帝国时代，同样还是支柱地区。
王宸和司光明从盐税着手，自然要从盐业入手，这样他们的第一站便是暗访盐场。
来到扬州府的各大盐场，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望无垠的银海。
这里，渠道纵横整然有序，井井盐田银交闪闪，高压电线凌空飞架，水泵房池星罗棋布，制盐机械转动轰鸣，处处呈现一派生产繁忙的景象，由于这里受气压和环流的影响，使这里长年烈日当空，有充分的光热进行盐业生产。
涨潮时，海水从纳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