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政变这种事不但违背美国体制，而且还造成人心不稳。于是答复道：“我有数了，一会将召开参联会讨论这个问题。”
赫尔点点头，知道他压力太大，也不便再火上加油。
昨天与杜威的政策与形势分析辩论会上，杜鲁门感觉应付起来很吃力，从媒体的印象来看，大家认为杜鲁门很委屈，很多责任不该是他背负的，但既然他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承担责任。杜威发难的焦点有两个：
第一是杜鲁门对华莱士的“******认为杜鲁门现在执行的策略与华莱士当初声称的几乎没有区别，为什么当初杜鲁门要用“叛国”这种字眼来攻击对方？现在杜鲁门自己是不是在叛国？
第二，大战打到现在这份上，军事屡屡受挫，财政开支如流水一般支出，究竟该如何解决？
对第一个问题，杜鲁门认为情况不同、时间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甚至巧妙地引用了一个反例——“珍珠港事件以前，反对日美开战、主张日美和好是爱国者；珍珠港事件后，主张日美开战才是爱国者，只差短短几天，判断标准就改变了，改变的不是说法，是客观现实！”这个反例虽然牵强，但勉勉强强算是应付过去了。
对第二个问题，杜鲁门没直接否认，但坚持认为目前政府采取的方式和策略是得当的，具体成果不一定能如心如意，但战争依然要坚持下去，他反过来问杜威，“你想怎么样？”
杜威表示：“美德并无深仇大恨，我希望尽快与德国实现和平然后去对付日本。”
“如果德国不答应呢？或德国要求高昂的条件呢？”杜鲁门当场报以冷笑，“仗打到现在，还在说美德没有深仇大恨的谎言？非洲的部队、冰岛的部队、佛得角的部队都是谁在拼命打击我们？这种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和平的意见对得起死难者家属么？对得起战死的官兵么？如果德国能和，日本为什么不能和？就因为日本看上去比较弱？”
这种反问杜威无法接受。因为两边竞选顾问都表示，民众虽然对政府屡屡失败表示不满，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