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勾引着我的味蕾。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跟大伟在一起喝酒，是永远不嫌酒多的。
我俩同龄，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相似的家庭情况使得我俩友情更加贴近：我有一个残疾的姐姐，他有一个残疾的弟弟。
谈生活、谈家庭、忆童年……酒至半酣，聊到了童年的小伙伴们，我突然想起了南村的幸福，就问大伟：“幸福死了？”
“是啊，叫车撞死了”大伟说。
“好好的，说没就没了，唉”我感到一阵忧伤，“怎么出的车祸啊，在哪里撞死的？”
“在潍坊，他在那里打工，听着说是回家的时候跟他娘吵了一架，赌气走的，结果到了潍坊就出事了”大伟的表情有些纠结，“怪的是，他不是跟他娘打仗嘛，临走的时候跟他娘说了一句‘我再也不回来了’
，结果真回不来了”
“哎呀，这真是一语成谶啊”我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夜里十点了，一人一捆啤酒下肚，我开始头晕目眩，自己感觉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我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喝多了。
告别了大伟，我回家一头扎到床上，头很晕，但因为酒精的刺激，大脑还处于兴奋状态，想睡睡不着，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幸福。
幸福比我小三岁，他去世的时候，刚刚22岁。
印象里，幸福是在同学们的歧视中长大的。因为他家里很穷，他长得还很黑，更重要的是，他的左手上长了六个手指头。
小时候，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在别人的口中，他的名字叫“六指子”。
幸福有一个姐姐，幸福家有多穷呢？他家穷得连一间草房都没有。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一家就住在幼儿园门前两间破旧的土屋里---这两间土屋，是大队里无偿提供给他们的。
那时农村的幼儿园，不像现在的幼儿园一样，是社会上的敏感话题，安保更是重中之重。那时的村庄幼儿园，就是孩子们的幼儿园，虽然有大门，但似乎从没有起过大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