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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回头来，先说说甲申以来天下的形势。
1644年的夏秋，以多尔衮为首的领兵诸王群集北京，等着郑亲王济尔哈朗九月由沈阳护送顺治帝母子进京。清廷只派了固山额真叶臣等人统兵进入山西同大顺军作战，而随着大顺主力的西撤，山东、河南两省成为明、清、顺三方争夺的焦点。
应该说，最初的形势南明最为占优，两省绝大多数地区的明朝官绅和地方豪强在擒杀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的时候，都是打着复明的旗号。可惜的是，弘光朝廷文恬武嬉，坐失良机。主力部队如佐良玉部和忙着在南直隶建藩开府的江北四镇都按兵不动。都师大学士史可法虽然在口头上也谈要恢复鲁、豫，乃至燕京，然而实际行动却是积极实行“借虏平寇”的国策。致使“坐误北伐，志者恨之！”
六月，史可法秘密上书，献“联虏平寇”的计策。七月初六，马士英拿着史可法的密折召集群臣讨论，并决定依照史阁部的提议，派遣使者同清方联系。马士英抖得唯一的机灵，就是指责史可法的这个“联”字，“求好太急”，提议改为“借虏平寇”，居然赢得钱谦益等清流少有的一致叫好声。
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各戴上截然不同的脸谱，实际上，俩人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的想象要小的多，基本上只是个人操守上的高下。
此间唯一的不同音来自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他参与了集议，又经过弘光帝的召对，感到无比悲愤，乃以“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上书言事。结果当然不言自明了，陈子龙丢官还乡了。当时，明磊就在金陵，听柳如是讲，“史阁部也埋怨大樽（陈子龙的号）太不识大体了！”
明磊很不能理解史可法和马士英，都不是笨蛋啊？就看不出来，南明的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军争夺鲁、豫，清廷迟早也要南下收取，同弘光朝接壤争地的局面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覆灭前夕，二人始终抱着和谈款虏，行南宋旧历的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