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丁耕种土地。百余年间。下层旗人地亩己典买殆尽。家口却不断繁衍。生齿日繁与收入日绌的矛盾造成了以“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的状况。旗人的生活负担不能不随之加重。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这是旗人穷乏潦倒的重要原因。
而经受了中华悠久文化熏陶出来地八旗勋贵可不会跟自己的同胞讲交情。利用职权对贫兵贷放银两。好比享有政治特权的高利贷奸商。贫困兵丁先是典卖土地房屋。继之以军马兵械。年米月饷。经济破产是饮止渴的唯一结局。
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八旗的原则。它从建立之日起。便以对旗人的严格管理作为重要的组织原则。但由于当时旗人各有耕地。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两事。未尝偏废。所以八旗的高度组织性非但不是满族发展的障碍。相反却是满族崛兴地组织保障。入关后。八旗组织的军事职能进一步强化。而生产职能却迅速萎缩。清统治者为了保证官兵的收入。建立起俸饷制度。并在顺治十一年宣布。准许家有4丁以下的出征旗丁。将旗地尽数退出交旗。“量加钱粮月米”。不啻成为旗人退出生产领域提供条件。
加之。八旗兵丁因为频年出征。无力从事农亩。只得将土地转祖给民人（汉人居多）。加快了旗地转入民人之手的过程（再由汉人转入八旗勋贵）。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卫匡国在《靼鞑战纪》中指出了旗人脱离农业生产地影响。“这些人大部分都不会耕地种田。从来没有使用过锄和犁。只会舞刀弄剑”。旗人不事农耕。又不许经营工商。如果外出谋生。将被视为“逃旗”而受到重惩。旗人除了当兵食饷外。只能仰给于统治者的赏赐。终日无所事事。又沾染好逸恶劳的恶习。八旗一步步变为寄生性的社会组织。丧失了当年朝气蓬勃的活力。
对于京旗因不事生产而生计窘困的处境。满清皇帝也逐步有所认识。乾隆三十七年就曾组织京旗移垦。就是放宽对旗人下乡种地限制的一种尝试。堪称是260年前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