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
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是英国政府收入和东印度公司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它除了每年给东印度公司提供七十万至一百万英镑的利润以外，还给英国国库提供了二百三十万英镑的税收。
而生丝出口贸易，同样使英国商人获得优厚的利润，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一担生丝在广州的出口价格为二百八十两左右，而给英国商人提供的利润，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还净余一百五十两。也就是说，利润率为百分之五十。
这些年来，有了雄厚财力支持的广顺行异军突起，以拆借的名义向一些亏欠洋商钱款的商行注资，六年间陆陆续续的遥控三家商行。如今就是有着官商身份的十三行，也只能屈居其下。卢青在广州混的是风生水起，乾隆四十七年经广东巡抚李湖等人奏请，乾隆再次下令置办“广州公行”，卢青身价最是殷实得以充当行首（即总商）。
公行复设后，职责较初时尤为重大（早就有，后来散伙了），不但商品价格之制定为其专责，即使政府与外商间之交涉，亦皆以公行为代理人。公行一方面代清廷征收税课，另一方面又为外商代纳关税，并代经营贸易事务。
这不仅为卢青的发展提供了良机，更是一个加价的好机会，短短两年的工夫茶叶、生丝、瓷器等等大宗出口品价格浮升不等，加上马六甲的税费愣是将欧洲贸易逆差拉大了三成。
不过远东贸易依旧是最为厚利者，荷兰想要恢复只能往东边跑。按他们的贸易额度，即使恢复到全盛时期80万金元也够他们开销两年的了，至于现在没有三四年荷兰是恢复不来的。
而事实上，相比较那200万金元，梁明更在乎的是荷兰的教授，莱顿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里的那些人物梁明看了都眼馋。四年的战争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荷兰国内民生凋零的同时教育也陷入了混乱，这是挖墙脚的好机会梁明自然不会放过。受到指令的欧洲情报署也是弄上了全劲，收获不小可留在荷兰国内的更多，想要将中州学府、中